黄侃先生有言在先，“年五十，当著书”。意思是说，中国学术源远流长，典籍浩博如海，不到五十岁是读不通的，写出东西来往往幼稚可笑，他日检读少作，必定羞愧交加，所以千万不要轻易作文。我今年尚不满四十，哪敢动笔，却恰临新天伦事务所二十年庆，躬逢其盛，加之催稿信息纷至沓来，祸枣灾棃也无暇顾及了。

我平生读书走马观花，不求甚解，向无片纸笔记，所涉掌故，全凭记忆，随笔而下。文中引文均不按“学术规范”出注。（“学术规范”遗祸无穷也。）所引文字、谈话或与原文不符，然而大意不致有错，也请原谅我的草率和慵懒。

家学渊源

方今之世，陈寅恪与钱钟书并称文化昆仑，不仅读书人奉若神明，纵连玩微信刷微博的各路文艺人士都津津乐道，视谈论陈寅恪、钱钟书为提升逼格之捷径也。

陈寅恪生于1890年，钱钟书生于1910年，差不多正好相差一代人。

陈寅恪祖父系晚晴维新派重臣陈宝箴，陈父三立老人，更系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，著有《散原精舍诗》、《散原精舍文集》传世。张慧剑《辰子说林》认为，“故诗人陈散原先生，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。”陈寅恪游学欧美经年，并未猎取任何学位，亦无专著问世，甫一返国，即与梁任公、王国维、赵元任并居清华四大导师之列，可称异数。此节为今人所著掌故逸闻所乐道，并就此大谈民国风雅，顺便鞭挞一番如今教育体制之僵化。其实，陈寅恪任清华导师，很大的原因在于家世背景，人脉关系。陈散原与梁启超为清末变法时代之故交，梁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，乃得达成。（事见陈哲三《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》）

钱钟书父亲钱基博，更是国学大师，著有《版本通义》、《古籍举要》、《骈文通义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等专书。陈衍推崇钱基博，“无锡钱子泉基博，学贯四部，著述等身。诗文斐然可观，家学自有渊源也。”大陆也有人写文章称，钱钟书与史学巨擘钱穆为堂兄弟。实际上，钱穆与钱基博曾同时执教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，钱钟书应比钱穆低一辈，两人除都是无锡人以外，并无直接的亲属关系。

学术分野

陈、钱二人皆以博学闻名，读书之多，空前绝后。（空前绝后并无夸大。“空前”者，古时大儒读书万卷，惜乎近世西洋之书不得管窥；“绝后”者，今世学人及其后人再无纯粹的国学幼功也。）陈寅恪早年涉猎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波斯文、蒙文、满文等古典语文，中国古代史籍更是无所不窥。钱钟书则精通英、德、法、意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，记忆力之佳，足可匹敌照相机。《管锥编》一书，征引四千多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，涉及六种外文，也可谓空前绝后。（近年来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、影印钱钟书《容安馆札记》、《中文笔记》、《外文笔记》，煌煌数十巨册，索价颇昂。闲来细品札记、笔记，妙悟哲思俯拾皆是。由此可见，行世之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仅仅是钱氏笔记稍加整理的一小部分，也是钱氏学问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可惜，《外文笔记》我是看不懂的。）

陈与钱的学术领域并不相同。陈做的是纯粹的历史学（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也非文艺研究，意在以诗证史），钱做的是文艺研究。香港董桥说过，遇上高人，纵然想吹捧一番，也是无从说起，因为你根本搞不清人家的学问，谈不到点子上，笼统称一句“国学大师”，总之没错。中国传统学术文史不分，并不像现在大学里的专家，每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格局既小眼光也浅。

陈寅恪平生所学，大致可分为三期。（见余英时《陈寅恪的史学三变》）早年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，探讨佛教史、中外交通史，系属当时欧洲东方学主流。中年以后专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，即“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”。晚年更退而求其次，研究柳如是，所谓“著书唯剩颂红妆”也。故，陈氏学术轨迹大约是从宏观入微观，由异域而本土。

陈寅恪学术成就的最高峰，应在中期所学。《金明馆丛稿》、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通古今之变，借古人的杯酒，浇今人之块垒，吉光片羽，妙解新义。（按：陈寅恪学究天人，但作文多为短小篇幅（《柳如是别传》除外），并无《中国通史》之类“皇皇巨著”问世。严耕望先生也有“凡治史学，一切太齐整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，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齐整的系统里去”之断语。今人著书，动辄百万余言，系统且齐整，却不知哪儿有那么多话好讲？）

晚年陈寅恪目盲力衰，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，已不复壮年气象矣。《柳如是别传》学界颇多争议，并非此书水准不高，主要认为杀鸡用了牛刀，明珠暗投，替陈可惜。

再说钟书先生。表面看来，钱氏学贯中西，广涉四部，但细加推究，大体不出词章之学。钱氏巨著《管锥编》（谈艺，宋之后；管锥，宋之前），形式上依托十部大书，横贯经史子集，但“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哲学，钱先生均不当行，惟穿穴集部，纵论文学，乃其当行本色，彼亦以此点染四部耳”（龚鹏程语）。古史辨派以经、子为史，邓之诚、陈寅恪以诗为史，而钱钟书可谓以经、子、史皆作集部看矣。

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是唐宋以来文人札记传统的延续。与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等一脉相承，并发展了中西比较文学。钱氏自序云，“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，锥指管窥，先成一辑。假吾岁月，尚欲赓扬。”（该自序可证明，前文所讲《管锥编》仅仅是钱钟书读书笔记一小部分的整理与摘录，诚非虚言。）因为材料无穷无尽，只要有好的眼光，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实可无限增补也。《管锥编》槎通碧汉，自问世以来，谀词滔滔，我不必赘述。如果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，《管锥编》相当程度上不是以问题为中心，而更多是高级资料汇编，搜集之功多，发明之意少，关注点基本上只在语词章句层面。

钱氏另有文艺创作小说《围城》行世，系业余游戏文字之作。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捧红了张爱玲和钱钟书，可是钟书先生一定不服气，“雕虫小技”的少作被大肆渲染，文艺青年人手一本《围城》，让人“骇且笑”。，《围城》颇多影射暗讽之语，引证用典繁复，是很见功力的。另，钱氏尚有《百合心》，成稿两万余字，已轶。

陈钱交集

陈寅恪与钱钟书虽然相差二十岁，但毕竟是属于同一时代的风云人物，涉及两人的史料更是多如牛毛，但我翻遍近人掌故、笔记、札记、日记、编年事辑千余册，却未发现陈寅恪与钱钟书直接交往的记载。此事颇为吊诡。我认为二人似乎应当是见过面的。

钱钟书于1929年至1933年就读于清华外文系，其时陈寅恪任清华中文系、历史系合聘教授，四年之久同处一校，自然应该碰见。两人共同的朋友吴宓称，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，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。”吴又称，“钱钟书才情学识兼具，新旧中西相通。”吴宓在与学生聊天时也将陈、钱并举，“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物，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，在年轻一辈要推钱钟书。他们都是人中之龙，其余如你我，不过尔尔。”

清华时期，钱钟书年少气盛，目空一切。据说钱曾拒绝进入国学研究院就读，并称“整个清华，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。”钱氏1929年入清华就读，此时，梁启超已于年初病逝，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逾二载，陈寅恪是清华硕果仅存的大师，钱氏此语可能就是针对陈所言。

另外，两人可能见面的时间是1938年。戊寅之年，钱氏归国，至昆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，陈氏于是年春至云南蒙自西南联大分校，同年秋转到昆明。此后，二人再无交集。

去留彷徨

1949年，对于任何中国人，都是一个重大关节，陈寅恪与钱钟书自然也不例外。

1948年前后，钱钟书本有三个去处，英国牛津大学、香港大学、台湾大学。对于最终留在大陆，据说钱氏后来表示不悔。杨绛曾问他：“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？”钱答：“时光倒流，我还是照老样。”（杨绛《我们仨》）

1949年以后，钱钟书人如其字“默存”，闭门读书，不问世事，极少公开谈话。虽然文革时也成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在干校烧过锅炉，送过邮件，但总算逢凶化吉，有惊无险，比当时大多数学人都要幸运许多。相传钱钟书曾任毛泽东英文秘书（事实上，应该是钱主持将毛的诗词译成英文），此事一方面在特殊时期保护了钱，另一方面确实是钱氏身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污点，钱氏其后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。钟书先生圆滑机变，可见一斑。

关于《管锥编》何以用文言写作，据刘永翔《蓬山舟影》所载，钱氏自云，“可减少毒素之传播。”杨绛也说，“当时，红卫兵横行。《管锥编》这类著作，他们容许吗？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。”

1949年，陈寅恪与钱钟书的心境完全不同。陈是想走的。但其时目盲体衰，已不堪流离失所，海外飘零。陈后来对留在大陆悔之不及，“浮海宣尼未易师”，即表明欲渡海赴台已不可得矣。

陈氏留在大陆后，一直是中山大学教授，远离政治中心。期间，1953年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，拟请陈寅恪北上任第二所所长。陈当时提出两个条件：一、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，并不学习政治；二、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一证明书，以作挡箭牌。实际上，格于形势，陈氏此举是拒绝北上无疑。

陈寅恪曾做《经史》一诗，为其49年以后心境的总观照。 “虚经腐史意何如，溪刻阴森惨不舒。见说鲁论开卷语，说瓜千古笑秦儒。”此诗语多晦涩，渺不可解。直到1996年余英时指出，腐史指太史公司马迁，虚经系冲虚真人列御寇，陈寅恪其实是说，他研究学术决不用马列主义。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。

楚辞《渔夫》写到，屈原被流放，渔夫问：“子非三闾大夫与？何故至于斯？”屈原答：“举世皆浊，我独清；众人皆醉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夫开解屈原：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，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？何故深思高举，自令放为？”屈原答曰：“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！”渔夫闻言，高歌一曲，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，划船远去。

读书至此，恍然大悟：陈寅恪是不愿“蒙世俗之尘埃”的三闾大夫，而钱钟书就是那个“与世推移”的渔夫了。

王刃作于丙申年端午